那年夏天，北京城像一口倒扣的铁锅，把所有人都闷在里头。温度计的水银柱就没下过三十五度，整整四十天。我那时候还住在胡同里头，每天最要紧的事，就是找一棵够老的槐树，躲在树荫下头看蚂蚁搬家。你看那蚂蚁啊，大中午的也不歇着，排着队往树根下头钻，像是知道热浪还得持续好些日子。我就那么蹲着，头发被汗水粘成一缕一缕的，脖子后面晒得发红，一碰就疼。
后来查了数据，才知道1998年那个夏天有多邪乎。北京当年的高温日数破了记录，整个华北地区平均气温比常年高了将近两度。那不只是热，是那种让你没处躲没处藏的热。电扇吹出来的风都是滚烫的，冰棍咬一口就化成了水，顺着指缝往下淌。我记得小卖部门口那个冰棍箱子，铁皮盖子早被人摸得锃亮，揭开的时候呼呼冒着白气。我总买五毛钱的红豆冰棍，豆子硬邦邦的，咬在嘴里嘎嘣响，可没一会儿就碎成渣了。
蝉叫得震天响，从早叫到晚，像是要把天叫塌下来。胡同里的老太太骂，这该死的知了，叫得人心烦。可我觉得它们是在求救，每一只蝉都拼命喊着“热啊热啊”，喊了一整个夏天。
杜甫写过“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”，我那时候不懂，如今才算明白。白天太长，太阳迟迟不肯落山，那种酷热真的能把人逼疯。可咱们呢？一边抱怨着天热，一边开着空调把热气往外排，车越买越多，楼越盖越密。谁在乎过那棵老槐树？它活了多少年了，叶子一年比一年黄，去年枯了一半，今年彻底没缓过来。邻居说刨了吧，挡光。可我心里头清楚，它替我们挡了多少年的毒日头。
那个夏天之后，气候就变了。不再是“今年热而已”，而是年年热，年年破纪录。可咱们还是老样子，该开车开车，该开空调开空调，顶多在朋友圈里骂两句“这鬼天气”。说到头，我们一边享受着便利，一边抱怨着后果，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惹祸的人。槐树刨了，冰棍箱拆了，蝉也不叫了，整个世界安静得很。可那个夏天，一直在我身上留着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