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的嗡鸣声填满整个房间，像一只永不疲倦的蜜蜂，把空气拧成一种干燥的机械感。我低头看着手机屏幕，那根红色的进度条缓缓爬过第四十七秒。然后，一声蝉鸣切进来。
不是那种若有若无的背景音，而是突然的、尖锐的，像一把锥子戳破了房间的密闭感。那声音从窗外那棵老梧桐的枝杈间迸出来，带着一种近乎蛮横的生命力——它不问你欢迎不欢迎，只管塞进你的耳朵，震得耳膜微微发颤。
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边。
那个下午，整条巷子安静得像一张褪色的照片。只有蝉。一只，两只，然后是一整片。据昆虫学家统计，一只雄蝉的鸣叫最高可达120分贝——这几乎和摇滚演唱会前排的音量相当。而我在那一刻听到的，是上百只蝉同时发声的合唱，那声音像一堵声浪的墙，把整个世界的杂音都隔绝在外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在这片轰鸣中，我突然听见了另一种东西。
是一种很久远的、几乎被遗忘的安静。
1988年的夏天，我七岁。奶奶家院子里的那棵槐树，树皮粗糙得像大象的腿。我蹲在树下，用一根竹竿去粘蝉蜕，手心里全是汗。那些褐色的空壳贴在树干上，手指轻轻一碰就掉下来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。我记得蝉蜕的内壁是半透明的，泛着一种琥珀色的光，像时间留下的壳。那时候一个下午可以粘上十二三个，把它们排在窗台上，和邻居家的小孩比谁收集得多。谁要是找到一只刚从洞里爬出来的若虫，就等于找到了宝藏——那淡绿色的、柔软的虫体，翅膀皱成一团，等它慢慢展平、变硬，整个过程可以看上一个小时。
后来呢？后来搬进了楼房，空调取代了蒲扇，水泥代替了泥土。夏天不再是赤脚踩在石板路上的滚烫，而是商场永不熄灭的白炽灯。蝉鸣变成了城市白噪音的一项——我曾在某份环境报告中看到，北京市区的绿地面积在过去三十年间增长了约15%，但蝉的数量却下降了接近一半。原因很简单：蝉的幼虫要在土壤里生活数年，而城市的地下铺满了管线和硬质路面，那些软软的、靠吸食树根汁液为生的幼虫，再也找不到可以安家的泥土了。
所以这一声蝉鸣才显得格外珍贵。它从我听力的死角钻进来，像一枚被遗忘在旧棉袄口袋里的硬币，叮当一声掉在光可鉴人的瓷砖地面上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已经太多年没有认真听过蝉叫了。不是没有听见——在超市门口、在小区花园、在公园散步时，总有蝉鸣作背景——但我把它们过滤掉了，像手机自动屏蔽垃圾短信一样，把那些声音归类为“无用的噪音”。
可这一刻的蝉鸣不是噪音。它是坐标。它把时间里那些散落的点连成一条线，沿着那根线往回走，就能走到1987年的暑假，走到那只叫“小铁头”的蝉——我给它起的名字，因为它的外壳硬得像铁。我把它放在蚊帐里，它叫了一整夜，叫到妈妈想把它扔出去，我哭着护住它。第二天早上，它死了。我把它埋在花盆里，还竖了根冰棒棍当墓碑。
现在，窗外那只蝉还在叫。它不知道它唤醒了一个成年人沉睡的童年，不知道它的声音像一根火柴，划亮了记忆仓库里那些落满灰尘的角落。我不想说“感谢”这种矫情的话，我只是站在那里，听着。听那一声声的“知了—知了”，仿佛在说：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还记得那个夏天。
是的，我记得。
